登上从郑州到乌鲁木齐的飞机,隐在心底的火苗扑闪闪旺盛地跳动,这一天,我等了三年。三年前的初冬,我偶遇一群刚从新疆拾棉花返乡的周口女工,她们一上公交车,大包小包的行李,连同毫无掩饰的说笑,顷刻间填满了整个车厢。我闻到一股新鲜棉花的味道,掺杂着丝丝好闻的阳光气息。这气味,是从我脚边两个鼓鼓的棉花包里溢出的,它来自遥远而神秘的新疆棉田。印花的包皮布上,仍沾着细碎、干燥的棉花叶片。那一刻,我很认真地去看身旁女工的脸,她们粗糙的脸颊,留有高原阳光的印记。虽神色疲惫,却目光灼灼。女工们抓着手机高门大嗓地讲话,告诉家人在哪个路口接她,一副见过大世面、腰包装大钱的架势。那一刻,我一厢情愿地爱上了她们,下决心,下一年棉花开的季节,要追随她们去新疆。也因此,我毅然辞去小学副校长的职务,借调周口市文联。一周前,我只身去新疆采访河南籍拾棉工的申请,得到文联主席顺利批准,并给予全力支持。出发前,李主席把他刚买的新相机送到我手里说:“深入采访,留好资料,安全归来。” 我抓了一把给女儿准备的嫁妆钱,买票、登机、飞新疆。

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五日,我随采棉女工跨越万里的脚步,沿着这群勤劳候鸟不断扇动的翅膀,从河南周口来到新疆昌吉。透过飞机的小小窗口,皑皑白雪覆盖的天山尽显眼底。我的右侧,是飞机庞大有力的翅膀,我的心也插上双翅。我哼着歌:“千万里我追寻着你……”

“不辞长做新疆人”

飞机落地,我的心并没有落地。我随人流走出乌鲁木齐地窝堡机场,寒气很亲近地包围了我。十月的夜晚,在中原还是温暖如春,在新疆却是相当寒冷了,虽然有所准备,但仍是被寒流击中了。相比之下,我更不安的是,没找到前来接我的人。眼见得身边异乡口音的旅客,一一匆忙离开。我独自拉着行李箱的身影,在灯光下越拉越长。我从门口的暗影,退回出口的灯下,直退到两个全副武装的威武士兵身旁。他们年轻英气的面孔,还有他们手里紧握的钢枪,让我有些踏实。这时,手机传来《回族文学》杂志社买社长焦急的声音,他们已经在外边等我很久了。空旷的候机大厅,响起买社长急急奔来的脚步,她胸前飘飞的红纱巾,映红了我的眼睛。

第二天,美丽的昌吉州,还有亲人般的买社长他们,都没有留住我匆忙前行的脚步。我在前往五家渠市的路口,松开了他们温暖的手,买社长对我这个普通的回族作者一再嘱咐:“随时保持联系,随时告知行程,随时派车接你。”

两个小时后,我在五家渠劳动宾馆,见到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李主席。我把文联的介绍信呈给李主席,还出示了我的身份证,然后,又给他看了我的中国作协会员证。在新疆的当下,这些程序是很有必要的。午饭时,在招待我的饭桌上,意外地听到了熟悉的乡音,宣传部长用家乡话对我说:“我也是河南人啊。”我惊喜,用家乡话问:“恁是河南哪里的?”“俺是周口的。”我大喜:“咦!原来俺家乡的人在这当官哩,这世界其实很小啊。”老乡高部长对新湖农场杨副政委说:“好好照顾俺这位作家老乡,她是回族,吃饭讲究。”杨副部长豪爽地用河南话答应着:“中!中!”我的一颗心,才真正安心地落了地。

可以说,在我登机之前,并不明确自己采访的方向,茫茫大新疆,不知道我们的拾花姐妹散落何处。只是在家打听到,农六师新湖农场有我们的河南拾花工,就通过昌吉文联联系到五家渠文联,又联系上了新湖农场。热心的杨副政委去内地开会前,让他的司机胡师傅找到我,说,这些天,听我调配,我要去哪里,他就送我到哪里。我说:“我要去新湖农场总部。”胡师傅说:“好啊,走吧!”

车子在油亮的马路上滑行,道路两旁的树木一排排涌过来,如一群身着彩裙、粉墨登场的美艳女子。榆树一棵棵敦实地站着,树干粗短,枝丫发育成一个蓬松的圆。树下的绿荫也是圆圆的,风摇下榆树青青黄黄的叶片。有几头黑花奶牛早已等在那里,晃着短尾巴舔着树叶,风不止,牛们一时半会儿还不能吃完。车子一晃,一排白杨树金灿灿地压过来,杨树穿成黄金甲的模样,片片金叶的明艳,亮得让我睁不开双眼。杨树的枝条刺破天空幽蓝的包浆,有大朵的白云飘出来,任性地铺开。十月的北疆,每走一步,就会掉进自然的画框,太阳光在路面肆意地跳跃。我的眼睛,还没有做好接受视觉盛宴的准备,目光竟有些惊慌失措。

视野更加宽阔起来,天和地,陡然大得无遮无拦。连路边的芦苇,都长成小树的样子,顶着满头的芦花自由摇摆。路面也更加宽阔,胡师傅开车很虎狼,一扭超过一辆车,一扭又超过一辆。小石子在车轮下发出嘣嘣的脆响,又在路沟边听到几声沉闷的跌落。看起来文文弱弱的老师傅,性情里竟也豪放不羁。他说:“习惯了,这路我跑了大半辈子。十八岁当兵到新疆,一待就是四十年,再有两年就退休了,带老伴回南方老家住上几年。苏州的老爹老娘,临了没能见上一面。”

一声叹息,我的眼眶也潮热起来。

有蓝色路牌竖在路旁,上面几个鲜红的大字,如一排跳动的红心:新湖农场欢迎您!我的心忍不住狂跳,下车拍下几张照片,我喊着:“新湖农场,我来了!河南姐妹,我来了!”引得过路司机伸长了脑袋。

大车一下子多起来,新摘的棉花装满车厢,呼呼地驶过去,一辆接一辆,朝着新湖的方向。野外的风,好像被野蛮的汽车撞疼了腰,它生气地揪下车厢缝隙里的棉花,一把把甩上路边的野草棵。草棵上开满了白棉花,道路两边也是两溜雪白。我说:“像下了雪,到处都是棉花啊!”我有下车捡拾的冲动,还想带上我的学生,集体开车来捡,“做棉被也行,做棉衣也行,这么多的棉花,这么多……”又说:“真可惜了了,怎么没人捡呢?”胡师傅说:“家家都有地,忙着呢,谁捡呢。”

路面突然变红了,星星点点的红,像燃放过鞭炮的红纸碎屑。我正奇怪,两辆大车呼啦啦开过,满车冒尖的红,是新疆尖头红辣椒成熟了,一路飞撒着。路边干枯的草棵,又挂上鲜艳的红,路面上的辣椒碾碎了。我可惜得不行,又要下车去捡辣椒,说,这辣椒炒鸡蛋很好吃。胡师傅说,那能吃多少呢?我说用盐腌上也好吃。胡师傅吸溜一下嘴,笑声辣辣的。

新疆就像一个富贵而大气的王后,它帅气得让人眼热心跳。

路过共青团农场,胡师傅兴奋地告诉我,今年五月,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期间,专程来到农六师考察现代农业装备,在棚子里,看到整齐摆放的一台台农业机械。总书记还来到共青团棉田,查看地膜下的灌溉情况。胡师傅一指右边的棉田说,这就是共青团农场的棉田。我随即下车,跨过路旁不宽的土沟,小路上一层薄霜似的白碱,踩上去松松软软,脚后腾起一股面粉似的白烟。我蹚进棉田,猛然被无边的白棉花淹没,一时间我不会呼吸了,仿佛所有的雪都落在这里了,又好像天上的云都铺在这里了。想起刚才胡师傅所讲述的,习总书记视察新疆时,微笑着对生产建设兵团工作人员说:“我当时插队在陕北,很向往这里。苏东坡诗曰‘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’,新疆有烤馕、抓饭、羊肉串、哈密瓜、葡萄等等,咱们有充分的理由说‘不辞长做新疆人’。”

“每一朵花都不一样”

新湖农场到了,开满花的小公园,大气的办公楼。新闻科长小张,迎风站着迎我,如一朵美丽的白棉花。

年轻的科长,听说我要下到棉田找寻拾花工,她瞪大一双小鹿似的眼睛说:“那太苦了,阿慧老师您能行吗?”我说,怕苦我就不来了,让她放心安排吧。她出去查了查档案,告诉我四分场住有不少河南拾花工。我兴奋得直冒汗,提包就走。

四分场的路途不远,拐几拐就到了。接近分场时,一个贫瘠的地弯里,隆起一大片坟包,落日下灰突突的凄凉。我小心地问起,张科长细声地介绍:这里睡下的,都是老一代建设新疆的人。每个兵团都有这样的坟地。我哪里知道,美丽的科长的爷爷,也长睡在新疆的黑土里,他老人家是最早来新疆的河南许昌人。

四分场的敬书记,把我们迎进后排的筒子楼。他五十出头,着暗格西装,人干练利落。他一边亲自帮我铺展被褥,一边朗声说:“我们这里很艰苦,作家别嫌弃啊!”楼房的确有些破旧,水泥地面脱落得斑驳,但小屋有暖气,感觉很舒适。我已相当满足,说,只在兵团偶尔住,我想找到老乡姐妹,同她们一起住。“啥?”敬书记说,“你没见那环境,能住吗?”

小张科长和胡师傅回总部了,他们的车灯一闪就消失在了黑暗中。敬书记送了一把手电筒给我,把电水壶里的水烧开,然后拿起一根带弯头的细钢筋棍,在门后比划说,从里面拌上就行了。那情景,使我误认为,我的奶奶还活着。最后,他在门口一摆手说:“我们几个场领导都住这,轮流值班,很安全,放心休息吧。”

早上七点我准时起床后,见楼道静悄悄的,窗外的天空灰蒙蒙的,才想起,新疆时间比内地时差晚了两小时。小餐厅在楼道的尽头,早餐时我见到了几位领导。他们各自盛饭,然后围坐在一张圆桌旁,看起来,很像一家人。桌子上只有两盘菜,一盘是腌制的咸菜,另一盘,还是咸菜。领导们喝粥吃咸菜,我也加入他们,只是,我这客人,比他们多了两个白水煮蛋。我无法张嘴吃那两个煮鸡蛋,心里却大大的意外,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,吃饭竟是那么简单。敬书记吃好后,端着空碗去刷,做饭的女师傅也不上前帮忙,其他领导也都排队刷碗。我呆望着他们,不住地感叹:恐怕只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干部,才是这样的。

敬书记的司机把我送到八连的棉田,我找到了一直想要找的人,她们大雁似的排成一字形,前头是无边的雪一样的棉花。我在她们身后高喊:“老乡,我来啦!”她们显然听到了久违的乡音,都站起来朝我看。

我走近一位大姐,她戴着遮阳帽和大口罩,我无法看清她的模样。但她显然看清了我,她在口罩下说:“老乡你来这儿弄啥哩?”我说:“我是来新疆找你们的。”说着,我举起了相机,她把身子一蹲,脑袋埋在棉花棵子里,说:“别照!俺这打扮像个要饭的,上了电视丢咱河南的人。”旁边一个年轻女子说:“是哩,村里人会说,还以为你们在新疆多光鲜呢,谁知都摆弄成这样子。”我说:“这样子怎么啦!你们现在穿得不好看,挣的钱可好看哩,粉红色的大票,哗啦啦的,干净又美丽。”姐妹们咯咯地笑,都说“对得很”。我轻松起来,融入集体很顺利。她们听说我不是电视台的人,是坐在家里写书的,来新疆找她们,是想写一本关于拾花工的书。她们才放了心,双手不停地在棉朵上翻飞,棉田里响起一片细碎的刷刷声,如蚕吃桑叶。

我放下相机,加入拾花的行列。这块棉田有两千多亩,棉株粗短,高不过人的大腿。我捡拾时,腰部的弯度很大。棉朵肉嘟嘟,活像一个个睡熟了的小鸡仔,抓在手心,有高烧的感觉,仿佛还有丝丝心跳,这感觉很奇妙。我仰面看头顶的太阳,只一眼,就泪流满面。那光芒如同千万根烧红的钢针,我的眼睛一阵热麻麻的痛。脊背像背着一团炭火,从脖颈到腰间,火灼灼的。新疆正午的阳光,是那种欺负人的火爆。“这还算热啊!我们初来时才叫热。”大姐说,她们九月份来时,新疆正是“秋老虎”。那时棉花叶子还绿着,花枝子缠腿,迈一步都费劲。第一茬棉花,多开在根部,拾起来很不易。但最难以忍受的是太阳的毒辣。中午,高温将近三十度,汗水顺着脊背流,连裤腰湿了半截,每天喝五公斤的水,还是干渴。厚厚的帽子和口罩,叫人呼吸不畅,但仍免不了被阳光晒伤,一摸脖颈,满手是皮。大姐摘下口罩,我看见她的脸颊上,两块膏药似的黑斑,耳朵也黑紫了,有点像晒卷了边的棉花叶。

翟大姐五十五岁,是这里的老拾花工,她连续五年来新疆,年年都带来不少能干的大姑娘、小媳妇,是个小队长。她家住河南封丘农村,三个子女都成家了,老伴患哮喘,常年吃药。她说:“我来这儿抓钱哩!每天拾个一百多斤(公斤),老板给一斤一块钱,一天就是两张红叶子(百元人民币)。”她语气自豪,“一个棉花季能抓个一万多,顶一年的收成,在咱老家,哪个地方也挣不了这么多。”我问她不累吗?她说,怎么不累?浑身骨头疼,睡觉爬不上床。“今年手头没恁快了,盼到拾不到,顶多抓一万块钱了。”我问她吃那么多的苦,为什么还干?大姐说:“不给儿女增加负担,趁自个儿还能动,多抓俩钱儿,老伴吃药打针、柴米油盐,不伸手给儿女要了。俗话说得好,‘谁家有,不如自己有;两口子有,还隔着手’。俺不给孩子们伸手要钱,这样俺活得硬棒!”

让自己硬棒、有尊严地活着,是翟大姐来新疆的目的。大姐系在腰间的棉花袋子越来越高,高过大姐的胸口,大姐依靠棉花袋站立,棉袋支撑着大姐的疲惫,她亮闪闪的目光在棉田伸远。我上前按了按,袋子里的棉花塞得实实的,摸上去有些硬。我没想到软蓬蓬的棉花,还可以那么硬棒。

我嘴甜地说:“大姐你年轻时候,肯定美得像花儿。”她的黑脸颊上突然涌上了红晕,她笑:“啥花?老柴火棒子花。”笑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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